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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ImagePresence Project
      RoundTable#16
      流动的主体：离散、档案与身份的重构





      Preface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并行的当下，“迁徙”已不再只是空间上的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存在状态。这种流动并不浪漫，它往往由历史、政策与地缘力量推动，既关乎个体的地理迁移，也触及身份概念、记忆与时空的流转。

      本期讨论邀请了黄錥涵、郑安东、周怡君三位长期生活于跨国语境中的创作者。他们的实践横跨写作、出版与影像，亦从个人经验出发，延展至系统性的反思。他们谈论被迫与主动的流动、语言的伦理、知识的暴力，也谈论个体在迁徙中的疲倦、和解与再定位。

      尽管他们的实践轨迹各异，却在此交汇了对“流动性”的共通体认。他们或潜入家族与国族的档案深处，打捞被主流叙事所遮蔽的幽灵；或将视角抽离至非人的领域，在植物的命名与迁徙中，勘察知识体系与殖民权力隐秘的共谋。

      从“我是谁”的身份叩问，过渡到对“我是如何被定义”的谱系学考察，让被隐去的历史、被错置的身份、被冷却的感情重新可见。

      也许更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去往何处，而是对主体性的重新认领：我们作为个体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将自己、彼此、过去联系起来。









      张雅琼：

      尽管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但迁徙与流动似乎依然是一种全球语境下的常态。作为具有跨国生活经验的创作者，你们如何在创作中回应这种张力？这种回应来自于你们自身的切身经验，还是关乎更广义的人类流动，所进行的观察与反思?



      黄錥涵(Yu'an Huang)：

      我是来自台湾的策展人，近年逐渐将重心转向写作，涵盖艺术写作与小说创作。这一转向的契机，源于我曾参与 Asymmetry Foundation 的艺术基金会。我的写作与研究长期关注艺术议题，而更系统性的研究大约始于 Covid 前一年，核心围绕“跨国存在”与“移民经验”。这与我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我在十四、五岁时离开台湾，家人也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因此对这类议题以及其他艺术家的实践格外敏感与好奇。

      在基金会期间，我尝试将这些研究发展为刊物形式。它偏向研究导向，而非强调展览或最终成品，更着重呈现艺术家在研究过程中的材料——例如书信往来、参考图表或跨领域资料。

      刊物的整体结构被划分为六个主题：以“反向移民”（从第一文化离开后再返回）为开端，继而延伸至“流散”（displacement）、“亲密”（intimacy）、“翻译”（translation）、“迷信”（superstition），最后收束到一种更偏向精神层面的整体思考。每一期我都会邀请具有跨国生活或移民身份的艺术家，分享他们研究过程中的片段，但议题并不限于单一方向的移民经验。






      KUA 跨（黄錥涵关于移民的研究刊物）
      https://www.kua-crossingbeyond.com/


      周怡君：



      我本科阶段学习平面设计，最初进入摄影与图像领域的契机是通过摄影书出版。最初在 2020 年因攻读研究生来到荷兰，此后定居下来。借由出版，我逐渐进入影像研究与创作，也因此我的身份很难用单一媒介定义：既是视觉艺术从业者、出版人、平面设计师，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育工作者。

      我的实践多与流动、迁徙和身份认同相关。可以说，我是一位“旅行艺术家”。不断迁徙与旅行的生活经验，也让我对“人为什么要迁徙、为什么要离开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充满兴趣。

      目前我正在进行的主要项目《徘徊之境（Living in Limbo）》，是与荷兰第三代华人移民大伟（David）合作的档案研究。项目源于他的家族史：1911年荷兰水手罢工时，有 90 名中国水手被招募来破坏罢工，从而在鹿特丹建立了欧洲大陆最早的华人社区，大伟的祖父徐吉才便是其中之一。

      徐吉才（che chai zee） 14 岁成为水手，之后航行世界各地，1920 年代定居荷兰，并与一位荷兰女性结婚。由于这段跨国婚姻，他的妻子甚至一度失去荷兰国籍变成中国人生活在荷兰。这段复杂的移民与身份故事延续至大伟这一代。大伟从 16 岁起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家族档案，并撰写关于鹿特丹华人百年史的著作。今年 8 月 29 日，我们在鹿特丹举办了展览，并在 YouTube 平台呈现预告片（如下）。




      徘徊之境 预告片，周怡君，2025


      我和大伟的合作，正是围绕这些档案展开。我提出了“图像移民”（image migration）的概念，探讨影像与档案如何记录、传递与再现迁徙经验。在此过程中，我还带大伟和他的女儿第一次回到宁波，寻找他祖辈的根源，这成为项目的重要一环。

      除此之外，我也在启动新的出版计划，继续结合出版、影像与研究方法，关注迁徙、身份与生活状态。




      郑安东：


      我出生于安徽合肥，目前生活在荷兰鹿特丹。2010 至 2015 年间，合肥的剧烈城市化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我在上海读书，往返之间亲历了巨大的城乡落差与剧烈的地景撕裂。这种“来回迁徙”的经历虽不是真正的移民，却让我很早开始思考视角与位置的不断变换。



      This land is my land，郑安东，2015-2017


      2014 年，我开始以家乡为对象，拍摄第一个长期摄影项目，记录那一轮城市化的剧变。如今回看，这些影像既是合肥在 2010 年代急速城市化的见证，也折射了当代中国的时代面貌。

      2017 年，我赴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攻读 MFA，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中国，也第一次面对完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语境。这段经历让我直面“我是谁”的身份问题。在布朗大学，我旁听了学者 Robert G. Lee 的一门“反对不可见（Against Invisibility）”课程，这门课从民间摄影（vernacular photography）的视角切入，梳理了亚裔美国人的形象在美国大众文化中的隐形状态, 以及关于（东）亚裔美国人流行的“模范少数族裔”叙事是如何抹杀了截然不同的移民轨迹、社区形成和种族化过程，与阶级、性别和sexuality方面的矛盾的。他的研究让我意识到华工乃至亚裔在美国摄影史上的缺席与扭曲，并启发我开始创作《A Chinese Question》。

      这个项目的灵感源自 19 世纪美国的排华历史。我追溯至1849 年加州淘金热，以及随后 1860 年代修建跨太平洋铁路的年代，这是中国人最初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最终走向 1882 年《排华法案》？歧视如何生成，刻板印象如何固化为社会共识？这些未被充分书写的问题促使我展开研究。

      在查阅的档案过程中，我重点研究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官方摄影师阿尔弗雷德·哈特（Alfred Hart）的作品。



      A Chinese Problem，郑安东，2022
      Installation View at Bi Hu Suo，Centre régional de la photographie Hauts-De-France，Douchy-les-Mines，France



      在他拍摄的几百张照片中，中国劳工几乎完全缺席。无论是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沿线，还是分布在西部广袤地域的金矿、银矿与煤矿遗址，这些场所都曾留下中国劳工的痕迹。然而在摄影史中，这些劳动与存在几乎处于不可见状态，被系统性地隐匿与抹去。这种“缺席”促使我以风光摄影的方法重新进入美国西部，实地考察 150 年前中国劳工生活与工作的地点：铁路沿线、矿业遗址、劳工聚居地等。我的工作正是在地图与档案的地名和现实风景之间来回确认，让这段被忽略的历史重新进入影像叙事。






      郑安东：

      我在美国的创作恰逢特朗普第一任期，民粹主义与排外情绪初现端倪。新冠疫情后，这种态度更是演变为对亚裔的显性仇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呼应，更加坚定了我对身份、族裔与可见性的思考。

      在做《如何命名一棵树》（How to (Un)Name a Tree）这个项目时，我的情绪中有一种强烈的疲惫：厌倦人与人之间的民族主义浪潮，渴望寻找超越性的视角，于是将目光转向非人类议题。

      沿着植物学知识的传播路径，该项目从东亚延伸到欧洲。今年上半年，我在荷兰莱顿植物园完成了一个特定场域（site-specific）的装置。莱顿不仅是欧洲最早的植物园之一，也是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双名法发明者）的研究地，他的命名体系奠定了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基础。

      我尝试在这一知识生产的空间里，将亚洲调查中发现的命名争议带回欧洲，制造一种“回声”，让历史的命名暴力重新进入现场。我希望通过这一装置促发（ foster ）新的对话，启发观众思考：我们所谓的“知识”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被建立、传播，又如何在过程中夹带权力与霸权？

      How to (Un)Name a Tree，郑安东，2024



      张雅琼：

      你们在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流动性”的感受变得敏锐的？它可能是一种很模糊的直觉，或者一个具体的生活经验。它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还是要等到真正开始跨国生活、进入新的环境之后，才会让过去的经验重新浮现？


      周怡君：

      我对“流动”的感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环境与经验不断转化。从小我旅行很多，家中也有亲戚早年移民加拿大，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看作“全球公民”。我深受全球流行文化影响，因此在不同地方生活、工作时几乎没有感到文化冲击。

      那时我对“流动”的兴趣更多停留在观察旅行本身，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无论在上海、成都，还是在欧洲，Airbnb总是宜家家具，酒吧里总能点到Gin Tonic。世界仿佛真成了“地球村”。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 2020 年，我搬到荷兰。这是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自己的身份被简化为单一的标签——“中国人”。

      他人投射到我身上的，不是个人经验，而是庞大的政治体、廉价劳工的生产地，甚至更广泛的殖民历史，但这些都和我个人经验严重错位。于是我被迫进入一种“翻译”的状态：把这些宏大、模糊的标签拆解，再转化为个人经验，让别人理解我是谁。




      徘徊之境，周怡君，2025



      黄錥涵(Yu'an Huang)：
      我最近才意识到，“持续性的翻译”是一种主动而持久的状态。我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有主权的、自主选择的流动；另一种是没有主权的、被迫的流动。


      若要追溯这个意识的起点，大概是在2013年我必须离开英国返回台湾的时候，2002年刚去英国的时候，当时年纪小，只是自然地在那个环境中成长。直到 2013 年英国工党政府推行移民人数下降的政策，遵循新法规，我被迫离开生活了十多年的英国回到台湾，这才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移民”与“流动性”。

      我自己的回流经历并非自主选择。2013 年我离开英国时，只想等签证问题解决后再回去，毕竟那里已经是我生活十多年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的延续。但我没想到，制度上的门槛如此坚硬，并且这种阻力几乎是全球性的。

      恰恰在那个时期，英国爆发了“疾风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的事件。上世纪，许多牙买加裔的劳工（migrant worker）乘船移民到英国，他们的后代在英国出生、成长，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却因为系统没有提供证明身份的渠道，被大规模遣返回所谓的“原乡”。后来我在寻找很多新闻与个案的过程中发现，系统性地造成的大量移民或流离 (displacement)，虽因人而异，但其中总有一种隐秘的共性。






      Motherland. Directed by Ellen Evans, The Uncertain Kingdom, 2020
      ellen-evans.com/motherland






      黄錥涵(Yu'an Huang)：
      法令的变动造成系统性流离在全球不断发生：韩国战后被领养至美国的孩子，在特朗普时期因法律变化被遣返；叙利亚、东南亚的难民船漂泊在海上无处停泊……

      这些案例让我逐渐认识到，移民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个案也不仅我自身的经验，而是反全球化浪潮下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这是一股巨大的反全球化阻力，来自经济强权国家为了自保而采取的行动。

      尽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近十年前了，但直到现在我对自己的流动性仍然感到很疲倦，我的个人处境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我原本设想的未来、十几年来在英国建立的生活、家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想象，都在更大的结构力量下瞬间消失。


      从我看到的纪录片以及个案中，我听到了自己难以被言说的体验中，与那些“疾风世代”被送回牙买加的叙述惊人相似：精神上是完全被扼杀了，你原本对未来总是带有想象，但突然之间，这一切都黑屏了。

      媒体的讨论把这种被迫性的回流解读为“寻根”，但两者根本不同。寻根是自主性的选择，但这种现象性的被迫遣返或流离，是一种强制性的抽离和对未来的剥夺，两者的立足点截然不同。那种断崖式的身份和未来的消失，让我体会到被动迁徙的无力感。


      即便后来英国在国王十字车站为“疾风世代”立雕像，甚至把一条地铁线改名为“Windrush Line”，这些象征性的纪念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现实。


      Windrush Statue, London Waterloo, 2023, from BBC






      黄錥涵(Yu'an Huang)：


      于是我逐渐选择从“人的流动”中抽离，把注意力转向更广泛的对象。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转折。

      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位最早发声的女性在访谈中说，她曾长期觉得羞耻（embarrassed），以为只有自己被自己认同的身份被排斥在外。随着更多人的讲述，才逐渐呈现出复杂的面貌。由于不同个体在英国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不同，他们发声的渠道和对自己的定位意识也不同，每一个叙述都独一无二。

      出版第一本书时，我学到了有道德的人类学研究 (Ethical anthropologist research)，即通过“伦理人类学”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故事：保护自己和受访者的前提下，串联这些故事和经验。

      然而我也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人的叙述往往随时间和处境而变化，有时甚至带着自欺的成分，流动的复杂性往往难以归纳。由此我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个人故事之外的方式来触及“流动性”？

      于是我在第二本书里，与艺术家 Shiraz Bayjoo 合作，尝试从更“俯瞰”的角度切入，选择转向“非人”的对象，试图揭示它的暴力、成因、坐标系与结构。

      他研究殖民时期被带到英国的植物种子——从中国的茶种，到印度、非洲的植物。英国以“科学研究”为名，将它们纳入帝国的知识系统，却在过程中造成了文化与生态的断裂与崩解。被迁徙的动物、流动的种子、泥土中的毒物、殖民商品等等，这些所有被迫迁徙的事物与非人类的流动，都揭示了知识体系、帝国历史和暴力机制在背后的运作。





      Botanical Miniatures, Shiraz Bayjoo, 2024


      郑安东：

      对此我也深有同感，我长期关注的正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


      雅琼在准备问题时提到：“如何在以西方艺术语境为主导的国际舞台上，突破‘华裔’或‘东亚’的刻板框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首先要问，到底什么是“华裔”？什么是“东亚”？甚至，什么是“亚洲”？


      “亚洲”这个词，最早来自古希腊语，后来在欧洲的地理体系里被进一步扩展，用来指称他们以东的广大区域，并在近代逐渐被细分成“近东”、“中东”、“远东”。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并不是一个在政治、文化或族群上有统一性的概念，而更像是一种外部命名的结果。

      所以，当我们依赖这些词语去描绘和界定“我是谁”的时候，也许在一开始就陷入了语言的困境。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同“zoom out”或者说“鸟瞰视角”，以及转向非人类中心的主体角度看待问题。当我们过度纠缠于标签时，很容易陷入一种“部落主义”。（tribalism：以部族或部落式的生活方式为组织基础或倡导的对象的状态。它也可以指代一种社会学概念，即现代人类的社会网络会形成独特的“部落”，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社会）

      在近五年的许多身份议题创作中，我常看到这样的倾向。移民、流散者、难民、原住民和酷儿群体等原本都处于主流叙事边缘的群体，被迅速推到中心，甚至神坛。它往往呈现一种简单的权力置换：身份标签被过度强调，话语的对抗性因此被放大。

      这种纠偏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他们放到中心？我们“介入的入口”是什么？如果仅仅停留在“猎奇”或“象征主义”（tokenism）的层面，就无法真正打开对世界的深刻理解。

      所以我更在意的是如何揭示并呈现“结构性的困境”。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认同錥涵所说的“俯瞰视角”：它让我们得以暂时跳开个人身份的纠缠，从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进入讨论。甚至可以说，唯有在这样的角度下，我们才能跳开个人身份的纠缠，去探讨流动性、移民与身份的深层逻辑。
      黄錥涵(Yu'an Huang)：
      但这往往极其困难。为了开展研究，我必须先确立一个清晰的立足点。如果不重新界定“中东”或“东亚”这样的词汇，每一次对话都可能沦为语词之争，根本无法展开。

      为了绕开这个困境，我开始尝试写小说，在自己设定的价值框架里探讨问题，而不是被动使用那些外部输入、带有权力性的词汇。尤其当我们用英语讨论“华人”或“亚洲”时，我常感到无力——因为这些词的定义权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不过，我最近在 Asymmetry Foundation 的研究中，看到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他们支持新加坡创作者，并尝试重新定义“新华语”的概念，以此确立语言、地域与文化的主权。

      这让我结识了许多不同背景的创作者与研究者，也不断促使我思考：我们如何找到一个更稳固的讨论立足点？

      我的出版物目前多以英语为主，合作的艺术家也不受语言限制。第二本书采取“非人类”视角讨论流动性，它打开了许多可能性，但也让我一度无所适从。所以第三本书我可能会回到更个人的经验层面，逐步建立属于我自己的“知识系统主权”。但我很清楚，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持久的过程。

      周怡君：

       当个体面对模糊而绝对的国家机器时，想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往往是一段痛苦而挣扎的过程。我们是否能反抗，或者该不该反抗，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移民、少数群体的议题背后，都指向一个看不见却高度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为什么某些话题会被听见？为什么某些声音会被遮蔽？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权力逻辑？

      例如在荷兰，移民局要求你在一年内证明自己是“艺术家”，否则就失去居留权——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设定。

      这让我想起一段在荷兰几乎被抹去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荷兰警方每周上门清点华人，其中超过两千人（包括台湾人、香港人）被强制遣返。彼时中国正处于战乱，遣返意味着直接被送回战场，这是极不人道的。更何况，不少人早已在荷兰成家立业。许多人因此与家人分离，永不相见。

      那些被遣返者的子女留在荷兰，成长为带着混合身份的人。他们的名字也显得突兀：前半是荷兰语，后半却是中文姓氏。在他们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影子，因为大多数被遣返者是海上的水手，再也没有机会归返。

      去年我回国做田野调查，走了徐吉才的“反向之路”，从鹿特丹回到上海、宁波。

      在上海研究时，我又看到类似案例：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贵族抵达上海，却被拒绝上岸，许多人长期滞留船上；即便设法登陆，也难以融入。部分人定居在瑞金二路，形成俄侨聚居区；也有人因贫困而辗转他乡。

      许多曾经的军官和贵族，因为缺乏谋生技能，不得不沦为小偷，他们的妻子只能在夜场做陪酒女。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瑞金二路仍留有俄国人的痕迹。


      由沙俄移民出资建造的东正教教堂 圣母大堂，现位于是上海市徐汇区新乐路


      这些历史不断提醒我：个体命运在时代的动荡、政策的转折或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往往显得无力。

      对我而言，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移民？作为一个在荷兰的中国艺术家，我的作品能够获得关注与资助——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作品？为什么我又会持续去做？

      我觉得这其中隐藏着一个被忽视的核心：一个高度中心化的权力体系。它决定了哪些声音能够被听见，而哪些会被删去、遮蔽，最终消失。这恰恰是我最关心的部分。

      或许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我始终相信，艺术能起到某种“修正”的作用。如果没有艺术去介入，就几乎没有其他媒介能完成这种记录与提问。



      张雅琼 ：

      在你们的创作过程中，作为“身处流动中的人”，你们如何感受这种经验？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把这种经验转化为作品？



      周怡君：

      这正是我目前持续研究的概念，我称之为“图像移民”（image migration）。图像作为媒介，本身既有档案性，也有时间性，它能记录真实、反映社会。我正在进行的项目，就是以一种纪实的方式，将我获得的移民档案，用投影的方式投射到事件发生的原址，再次拍摄，让图像在时间与空间之间再次迁移。

      在我看来，移民 (migration) 并不只是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它往往是一段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一段无法绕开的挣扎，而终点往往指向融入 (integration) 的问题。“移民容易，融入难”——这正是我希望通过图像所呈现的。我希望让图像被重新翻译、重新理解，从而超越它原本的时间线属性。






      Image Migration，周怡君，Verhalenhuis Belvédère in Rotterdam，2025



      我常常想到“世界公民”的概念。我在上海生活多年，也经常旅行。过去我一直分不清外籍人士（Expats）和移民（Immigrants）的区别。Expats 通常是被派遣的专业人士，但也包括“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他们自我派遣，几乎不与当地建立深度关系。相比之下，外籍人士（Expats）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掠夺当地资源的一种存在，这与移民完全不同。移民需要不断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外籍人士即便完全不融入当地文化，也能舒适地生活。就像民国时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或如今在巴厘岛长期定居的白人，他们可能在此生活十几年，却一句当地语言也不会说，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日常。

      这又回到了“主动与被动的流动”。移民究竟是主动还是被动？我认为，当下大多数相关讨论依然深陷西方中心的语境，好像必须由白人来定义“你们是谁”。但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并不是移民群体本身。




      黄錥涵(Yu'an Huang) ：

      我一直在想，是否只要一个人的所在地发生了移动，他就能与所有“流动者”组成共同体？我个人觉得并非如此。

      我查阅了大量文章，试图寻找一个能统称“移动者”的词汇，但发现极为困难。在英文语境下，即使研究者们努力突破，仍无法摆脱语言框架本身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定义往往来自“接收国”。当一个人从 A 地迁往 B 地，如何形容他们、如何立法，几乎都是由 B 地制定的。这意味着，移民从一开始就被纳入接收国的管理逻辑之中。

      于是我们这些离开家乡的人，很难真正掌握描述自己的语言主权。我们的身份标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收国的定义。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亚洲双年展，其中一些作品探讨了亚洲到非洲，或亚洲内部的迁徙路径。这些路径背后往往涉及复杂的历史、语言、族群与文化轨迹。当我置身其中时意识到：我必须先确立一个立足点——我是要在接收国（比如英国）的框架下讨论移民，还是以出发地（比如香港）的视角来讨论？这也回应了“migrant”与“refugee”背后不同的定义与权力结构。



      周怡君 ：

      我完全同意，系统性的定义和信息来源往往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它是一种被迫接受。我们究竟有多少主权去选择接收什么信息？这是极难回答的。


      不管是外籍人士还是移民，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区域，也未必能形成共同体。艺术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幕时看似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但他们真的构成了一个整体吗？这让我回到一个根本问题：这究竟是“谁”的问题，还是“是不是”的问题？它到底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还是仅仅存在的“现象”？

      近几年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些讨论者本身就具有特权。比如我们四个人能坐在这里谈论这些议题，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现实中的一个切片。这让我想起一本书叫做《99%的女权主义者》。作者指出，全球 99% 的女权主义实践，其实是精英教育的产物。我们讨论的虽然是系统性的不公，但那些真正需要发声的群体，却往往没有渠道。


      不过，随着时间我也逐渐与这种“特权”达成某种和解。因为它几乎无法彻底解决。一个白人不可能把自己变成亚裔去理解我们的处境；同样，我们也不可能“重生”到中国小山村，去经历偷渡的过程。我们的理解必然受限于个人经历与经济条件。那么，这到底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认为，这正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部分。


      郑安东 ：

      在我看来，艺术家工作的有趣之处，正是它能创造此前未被建立的关联与思考方式。如果过早将自己局限于某种身份框架，就会提前消解潜在的可能性。

      举个例子：我在美国创作关于 19 世纪铁路劳工的作品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现观众大多是华裔美国人，他们会自然地把作品放入“Chinese American”的身份语境中解读。这让我意识到：固定的身份标签和凝视（gaze），究竟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建构与固化的？

      于是我自问：我真的是“Chinese American”吗？当时我只在美国生活两年，勉强符合联合国的定义。但在布朗大学上课时，美国研究的教授更愿意用“Asian American”这个更大的标签类别。

      最终，我将关注点从身份标签转向了一种“暂时性的状态”。我开始思考：我与 150 年前在同一片西部土地上劳作的工人，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答案是 99% 都不同。我们的历史语境、出身阶层、交通方式、饮食习惯、文化，甚至方言都完全不同，但有没有某些东西至今未变？比如，那些被外界投射到我们身上的固定印象；又比如，美国社会需要寻找一个“他者”来承担替替罪羊的位置，这种结构至今未变。

      对我而言，这种思考本身就是创作。它不一定直接转化为图像，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你走到哪里，看到什么，就是最有意义的时刻。我相信，这或许就是突破预设分类体系的一条路径。





      所有令人屏息的-2024亚洲艺术双年展宣传海报


      黄錥涵(Yu'an Huang)：

      分类（categorization）本身就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为了拓展科学研究与知识体系，殖民者进行绘制地图、命名、采集样本等一系列实践。这些被视为系统性理解世界的科学方法，其实是外来强加的系统。许多被殖民的文化，在无意识中被迫接受并内化了这些框架。直到现在，这种影响仍在延续。

      我在Asymmetry Foundation时，有一位研究者刁卓（Zoe Diao ）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代全球化的艺术语境里，为什么艺术家的名字后总要标注出生地？这种标注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这些看似客观的信息，在不同语境下会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

      上次的台北双年展（小世界，2023）里面两位来自纽约的巴勒斯坦策展人做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在所有参展艺术家的名字后，仅标注他们选择的居住城市，而非出生的国籍。这个细节虽然只体现在展览画册上，却引发了巨大反响。它安静却有力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身份、地域与合法性究竟是如何被建构的？

      作为一个长期离开台湾的人，我也常常需要选择如何定义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或地域性。而正是这些困境——那些在脑海中不断回荡的问题，让我意识到台北双年展的小小举动，其实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意识性。

      这也是我为什么希望更精准地界定研究对象。因为“移民”这个词过于笼统。我所关注的，是那些在异地决定长期生活，并且同时处于至少两种文化张力中的人。这与早期的单向移民不同。过去，从 A 到 B 是线性的：抵达、融入、取得身份。而今天，由于科技与网络的介入，这个过程变得复杂。

      我最初尝试创造一个新词来形容这种状态，但后来借用了 Steven Vertovec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它逐渐成为艺术与社会学讨论的潮流词，因为人们意识到“移民”已被过度简化：当我们说“移民”，到底是从哪到哪？立足点在哪里？“跨国主义”试图超越这种简单化。

      但同时我也看到一种讽刺：这个词本身源自荷兰学术机构的一支学派。于是我们再次使用外部定义的词汇来定义自己。这种循环，几乎无可避免。


      郑安东： 

      这让我想起弗卢瑟（Vilém Flusser）的《移民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Migrant）。他在书中批判民族主义，主张迁徙者的自由是一种在流动中不断重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过程。

      我的体会也是如此。我很少通过文化标签来界定我与某个地方的亲近或疏远。在原生文化环境中，我同样可能感到陌生甚至游离；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我也可能感到熟悉与安全。

      这种流动性与比较性的视野，给予我的是一种自由切换的能力。这种自由本身，就是能够在不同距离之间往返，在需要的时候介入观察或行动。对我而言，这种不确定与不稳定，正是我持续追求的方向。


      周怡君：

      今年年初，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希望用一年的时间去寻找答案：“我该如何定位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How do I position myself in this society I live in?）

      我在荷兰居住已有一段时间，但这个问题始终未曾解决。对我而言，“定位”不仅仅意味着我能从社会中获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能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意义。

      我觉得有趣的是，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选择生活地点的自由。但我们为什么选择此地？我们为何停留？这些问题与“定位”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现在是有意识、有选择地生活和研究，那么作为研究者或艺术家，你认为我们是否有能力，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有资格去研究那些没有选择权的移民者或流散者？

      我个人认为，我们有权选择任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与项目，只要能处理好制度性的paperwork。但更重要的是：当一个议题已被流放、审查、删除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艺术家一样，站在黑幕前，与他者处于同等位置，去寻找黑幕背后的可能性？




      观光客的哲学，东浩纪，Genro，2023


      周怡君：

      相比常用的鸟瞰式、结构化研究方法，我更倾向于通过“个人遭遇”（personal encounters）来探索。我想起东浩纪在《观光客的哲学》中提到：互联网最初看似开放，但最终走向中心化与算法困境，人们只能不断接触已知的兴趣，难以跳出回路。他提出旅行或许是解决之道，但讽刺的是，旅行者往往只去社交媒体推荐的景点，而游客与当地居民的真实生活几乎毫无交集。并且旅行者也无法跳脱出算法所推荐的观光景点。

      对我来说，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经验与交流，往往能带来超越个人经验的巨大信息。即便是艰难的遭遇，也能成为重要的收获。

      举个例子：今年三月底，我去摩洛哥做一个项目，本是汽车品牌赞助的旅行计划。方案几经更改，最后我几乎空手前往，甚至没带相机。我不想只做游客，而是希望理解当地社会，于是主动与人交谈。

      当时正值斋月，客栈经理邀请我喝酒。我问：“你在斋月也能喝酒吗？”他笑着说：“Oh, I’m going to hell anyway. It doesn’t matter.”（反正我早晚要下地狱，没关系。）我们聊了许多。他曾在摩洛哥政府工作，签有保密协议，小镇上没人知道他的经历。他告诉我：摩洛哥和土耳其这样的边境国家，会接受欧盟资金来收集难民数据；边境国家和欧盟会存在一些谈判，如果是边境国家想要去威胁欧盟政府的时候，谈判不成，边境国家有时会开放边境（约）六小时，让难民涌入欧盟。

      他还提到，难民在跨境的时候，常常被边境的政府人员或者走私的蛇头没收现金和信用卡，这些拿走难民信用卡的人们通过盗用信用卡购买礼品卡变现。这些信息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框架，让我非常着迷。

      后来，我遇到一位法国摄影师。他的房子与那位摩洛哥人仅隔一墙，却是两个世界：一边的人拼命想进入欧洲，另一边的人因倦怠选择留在摩洛哥。那一刻我想到：有些人生来就被视为“人”，而另一些人却要用一生努力证明自己是“人”。他们之间隔着的那堵墙，只是竹篱。但它既可能是直布罗陀海峡或地中海，也可能在我们未曾观测时根本不存在，却又在观测中被不断建构。

      这次经历让我仿佛透过黑幕的裂缝，看到了超越个人经验的认知。


      黄錥涵(Yu'an Huang)：

      我的主要实践并非出版，而是展览与公共项目。很多时候，我们获取的知识是随机的：新闻、社会学论述、碎片化的信息。我必须找到方式，将这些零散片段串联成有意义的整体。

      于是我开始系统化地研究与创作，因为我发现，大多数展览构想都源于日常经验。我一直在思考：这些经验如何转化为作品，并承担起与观众对话的责任？

      2024年底，我以亚洲女性主义艺术研究室(AFSAR)的名义参加亚洲双年展，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展出我们在2023年为香港大馆创作的一部影像作品，主题是女性主义的生态学讨论。每位成员代表一个文化想象共同体，通过讲“鬼故事”的方式，分享或想象另一个文化共同体中那些物质之外的东西。当时看亚洲双年展时，虽然与我的研究高度相关，但我感受到信息过载。大量作品试图用边缘的细节拼凑宏观全景，由非主权历史线阐述的复杂的流动性，我自己观展后却无法形成清晰的认知系统。

      于是，在双年展结束后，我前往台湾中南部的茶山采茶。在山上待了两个星期，没有带着研究目的，只是去体验生活。结果到了茶山才发现，大多数采茶工是越南与印尼劳工，有些合法，有些没有签证。台湾的农业劳工制度极为狭窄，甚至规定男性务工者必须已有亲属在台成家。可想而知，这条路有多么狭窄。

      回到城市后，我才整理出那些故事，与日常的相处经验。让我意识到，这些偶然的、具象的生活经历，与我在国际展览或评论写作中的知识体系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张力。我也始终在思考：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更深的转化与互补？




      KUA 跨（黄錥涵关于移民的研究刊物）
      https://www.kua-crossingbeyond.com/


      张雅琼： 

      我非常认同周怡君之前提到的一点：迁徙本身或许是短暂的，但迁徙之后的困难才是漫长的过程。如何融入新的环境，往往比“离开”本身需要更多时间与能量。我想请大家从自身经验出发，谈谈在迁徙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需要抗争，或者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郑安东：

      在我看来，“迁徙”不是一个瞬间的动作，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甚至觉得自己永远没有真正“到达”。那么，什么才算进入了新的地方？是同化（assimilation）吗？是成为那个社会的主体吗？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前段时间，我在 Threads 上分享过一次经历：在街头遭到十几岁孩子的歧视。这类事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每一次都像是一种 reality check，提醒我始终处在被区别对待的位置。更让我震惊的是，一些留言试图通过“割席”的方式来解释。但在欧洲人眼里，他们并不会区分你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所有东亚人都被放进同一个标签。

      这样的经历让我逐渐放弃解释，因为解释本身就是一种无力。我更愿意以观察的姿态去面对，甚至在一些小的互动里尝试回应。这些日常时刻不断提醒我自己的位置。虽然疲惫，但也正是通过这些观察与回应，我才能继续思考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自我保护。





      A Chines Question，郑安东，2018-2020




      黄錥涵(Yu'an Huang)： 

      说到抗争，疫情期间我在柏林，当时长期封城，只能通过网络与世界连接。各种抗争话语——“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停止仇恨亚裔”（Stop Asian Hate）充斥网络，也进入到那些从未有过类似经验的人的世界。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从小在欧洲长大，有黑人或亚裔背景。在这股全球抗争浪潮中，他们一度“消失”，意识到一种此前未曾察觉的“暴力”：成长过程中模糊的经验与创伤，忽然被放到公共语境中，被重新命名、重新叙述。他们失去了自我叙事的主导权，原本未曾意识的伤痕，被他人建构、利用，甚至在公共领域中重写。这让我意识到，当抗争进入公共场域，个人隐私往往被迫让渡。

      这也让我想起“Me Too”运动。你通过他人的语言重新看待自己的遭遇，却发现话语权已不在自己手里。

      作为在德国的外来者，我进入社会时常感到一种尴尬。许多白人德国人试图成为我的“盟友”。他们的政治立场需要这种姿态，甚至先于我的经验，而我则被迫顺着他们的语境走。我的反思与批判的主动性，似乎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我不断思考：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抗争，它是否还有隐私可言？你未曾察觉的记忆、经验和叙事，是否正在被别人重写？在疫情期间的网络抗争中，我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威胁。因为我们过度依赖网络，很多研究与交流都在网上进行，这反而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真正安全的讨论空间。

      这让我一直在想：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抗争，究竟有没有隐私？你未曾察觉的部分，是否正在被别人书写？当个人的记忆与身份被摊开，我们是否仍然还是自己？这是我最近持续在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想到台湾艺术家郭敬耘的作品《观看带来平静》，他聚焦亚洲内部的移民，尤其是东南亚到台湾的迁徙。片中有一对生活在泰缅边境的姐妹说，父母叮嘱她们本民族的知识不能告诉外人，否则会失传。于是，当人类学者来访时，她们故意编造故事，把人类学家需要的“资料”交出去。

      “当那些穿正装的人类学者来时，看着我们穿不同的裙子，把我们分类。我们说了他们想听的故事，但没有一个是真的。”

      这一段让我印象深刻。它提醒我们：知识与叙述并不总是“真实”的，而是一种策略性的呈现。它让观众不得不反思：在观看和讨论时，我们究竟站在姐妹们那一边，还是人类学者那一边？这种微妙的对抗也让我意识到，抗争一旦进入公共空间，越容易失去隐私与自主性。文化共同体的隐秘性，正是我近来持续思考的问题。



      周怡君：


      我非常能感同身受你提到的那些微妙的种族歧视与偏见。我经常遇到白人把我，或者其他外来者，描绘成“受害者”。但对我来说，这些经历并不是受害，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并不认同“受害者”的身份，却总是被别人强行套用。

      疫情期间的各种抗争更让我警惕。不论是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是其他形式的对立，本质上常常演变成“一种群体的暴力对抗另一种群体的暴力”。在这样复杂的局面里，我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站队”。

      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人，我的历史与文化经验和欧洲人完全不同。比如，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上海的封城，而那段经历对我和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深重的集体创伤。这让我再次意识到，中心化的霸权是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信息符号体系让传播极度不公。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真实的，但它们在传播与理解中，却被赋予了不同的轻重。




      徘徊之境，周怡君，2024
      Installation View at Tank Shanghai, China


      因此，我正在完全放弃“融入”的想法。想到我在做《徘徊之境（Living in Limbo）》这个作品时，大伟的家族用了三、四代人才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而我更像是一个“在之间”的人。即便回到中国，我们依然会感到自己是外来者，因为我的经验不被身边人理解。

      我也观察到一代、二代、三代移民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这一代移民，当看到二代移民艺术家用浓烈的中国符号创作时，会觉得尴尬，仿佛是在用刻板印象叠加新的刻板印象。

      三代移民的体验则更复杂。我第一次带大维回中国，他回来后告诉我，他觉得宁波是“回家了”（homecoming）。这让我哭笑不得——那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对中国的印象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他骨子里是个地道的荷兰人，却仍然将那片土地当作“故乡”。

      与其挣扎着融入某一边，我更愿意接受这种“中间状态”。社会与自我的认知都是动态变化的过程，我宁愿抓住一个与我契合的理念或方式，而不是依附于某个群体。

      我常觉得，我们所处的国家并非传统的移民国家，它有相对单一的人口结构。这让许多真实的个体经验被不断抹平。我希望我的下一个作品，能在这种被抹平的现实中，去寻找那些尚未被看见的真实性。






      Yu'an Huang
      黄錥涵



      Yu’an Huang 是一位作家兼独立策展人，其研究聚焦于后全球化世代的跨国经历。她的策展实践涵盖公共与私人项目策划、跨文化艺术家发展協助以及展览与影片制作。

      2021年，由Asymmetry Foundation 于伦敦奇申黑尔画廊（Chisenhale Gallery) 与德尔菲娜基金会（Delfina Foundation) 联合支持的研究计划，启动了系列出版项目《KUA》，呈现跨文化艺术家与学者的创作及研究成果。Yu'an 亦为AFSAR（亚洲女主义艺术研究工作室）成员，曾联合制作大馆当代艺术馆委约影片，该作品亦入选2024年亚洲艺术双年展。




      Andong Zheng
      郑安东



      现生活和工作于荷兰鹿特丹。 他于201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车辆工程系，于2019年获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纯艺术硕士学位，并于2025年获荷兰皇家艺术学院摄影与社会硕士学位。

      郑安东拥有工程学与艺术的复合背景。他时常在严密的因果链条中细察微末，却又不断追问其背后的宏观结构。对他而言，图像创作并非对既有知识系统的描绘，而是对其的拆解与重构，是介入这些系统与现实之间裂缝、暧昧与矛盾的方法。基于镜头的媒介是他与现实共同研究的主要工具，但他并不将其视作客观真相的镜子，而是观照世界的辅助手段，由此探索超越理性的新的认知方式。

      他的作品曾在多个国际机构与画廊展出，包括瑞士爱丽舍摄影博物馆、法国上法兰西大区摄影中心、美国布朗大学格兰诺夫创意艺术中心、广东时代美术馆、Fotografiska 上海影像艺术中心、新加坡 Ames Yavuz 画廊、纽约 ClampArt 画廊等。他曾入围第九届华宇青年奖、第十届集美 · 阿尔勒发现奖。其作品亦被收录于《劳特利奇摄影、再现与社会正义指南》、《英国摄影杂志》、《中国摄影》等出版物。




      Vera Yijun Zhou
      周怡君



      周怡君是一位视觉艺术从业者，设计师和出版人，现居荷兰。作为基于视觉的跨学科艺术家和研究者，她关注新媒体环境中图像的生产和传播。作品和研究通过个人叙事来解构和翻译了概念理论所创造的符号语言。周怡君成长于中国，在疫情前期搬到并定居于荷兰。周怡君的创作多关注并反映了她所经历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多重社会矛盾，她以图像的消费和传播为隐喻，捕捉新自由主义、身份政治和审查监视图像中及其背后的异化现实。